两天一夜

电影院里看了Dardenne兄弟新片《Two Days, One Night》。边缘人物间的纠葛、高度戏剧性与极简形式间的张力、结尾前三分钟的峰回路转，一切貌似都没有变，但这部电影给我的感觉很糟。我边看边生闷气，觉得每个演员都很差劲。我不能干脆利落地说它不好，反而得花很长时间考虑为什么我会感觉很糟。这证明了它的观看价值。最令我耿耿于怀的，是故事的结尾。一个底层人物捍卫自己的经济权利，在对资本链有所撼动之时，最终还是凭借老生常谈的“良心”来行事。这造成一种失落。并非我期待的来自左派的声音。它落入了道德说教的窠臼，设置问题的同时也在简化问题，就像一本儿童读物所做的那样。

拉选票避免被辞的故事。

同事中，有仗义善良的坚定支持者，有闭门不见的旧日好同事，有老实善良的同情者，有年少轻狂的反对者，有善良维诺的新人，有婚姻不顺的女同事，有家庭拮据的家庭顶梁柱。

最后的结果是8对8平，虽然最终难逃被辞的命运，却在这次事件中找到了信心，学会了坚强。
 

    《两天一夜》虽然只是本届奥斯卡最佳外语片提名，但它带来的震撼不比任何获奖影片逊色。它的震撼，正是因为它的纯粹与日常，这是许多伟岸与丰饶的电影达不到的。

   女主角法国人桑德拉因患有抑郁症休养在家，当她再次去工厂上班时，险些被一场投票开除。在争取了第二次投票机会后，经过了内心的纠结与挣扎后，她在周六周日的两天一夜里，一个个敲开了工友家的门，让工友在8000欧元奖金和让她留下之间做出选择，正如她给丈夫所说，像个乞丐似的请求自己的同事给一份工作。影片就在这颗脆弱的心灵上弹出一种张力，一次次地在桑德拉和工友之间拷问着生计和道德，让屏幕外的每个人也在劫难逃。

   此片作为比利时导演达内兄弟成熟期的作品，绝大部分镜头依然由手持摄像机完成，观众的视线被这亲近的视距引领着，大量的近景和中景让我们置身于其中，仿佛站在桑德拉的床边，看着她吃下抗抑郁的药片；贴着她的手机，竖起耳朵听着好朋友朱丽叶说的坏消息；然后想替她打开车门，背着孩子的书包，收拾好孩子的房间，不用失眠地进入一个梦乡，一夜无梦。这种强烈的代入感，就是达内兄弟臻于完美的拍摄手法和角度带来的，在这里，镜头只比通常低了五公分，以悲悯的角度跟拍桑德拉对十几位工友的游说。

   达内兄弟的这部摄影机以独有的角度充当道具，参与了调用了画面，就像一根橡皮筋，牵着桑德拉的神经，让观众和她一同承受面对工友的谩骂时，怎么样紧绷着，面对工友的理解时，怎么样松弛着。面对心底的矛盾，选择的天平上只有那么一块面包，谁都有吃的权利，此时，对面包的争夺，不知不觉演变成生存权的争夺。

    桑德拉需要面对的问题，是一个最普遍的问题，那就是，如何平衡自我与外部的关系。其实，这一点桑德拉在片子开始就对丈夫说清楚了，她说：“我不要工作了，我们要不搬回廉租房吧。”丈夫说：“不回。”这是一位宁可不住TOWNHOUSE，也不愿为自己争取生存权的小心翼翼的人。这类人的共同点是不愿看见与他人之间的麻烦，希望始终与他人在和谐的氛围中，在平和融洽的关系中，一点误会或尴尬或不愉快，都会令她不安。善良，并不是他们的主要品质，懦弱，是她们的主要品质。起初的桑德拉是被丈夫以孩子和这个家需要她工作而推出去的，当和她一样有开支负担的男工友的妻子说，我们也需要这笔钱时，道德和利益像天使和魔鬼一样在她的脑子里放肆地笑着，笑她的优柔寡断，笑她不能彻底说服自己。

    人最大的痛苦就是对自己无能的愤怒。

    自2008年受到次贷危机的影响后，欧盟成员国不同程度地经济疲软，以希腊、意大利为代表的南欧尤为明显，失业人数急剧上升，即便是法国这样在西欧欧元区仅次于德国的发达国家，因长期高居不下的劳动力成本，在亚洲世界工厂低廉的制造成本和生产外包夹击下，工人的竞争对手已经不是他们面对面的工友了，而是远在万里之外的中国、越南、菲律宾、印尼，或是稍近点儿的塞浦路斯、乌克兰。法国强大的工会和劳动保护法规定的高额加班费和对雇主的罚款，也是老板们降低人员成本的动因。

    然而，独立、自由、平等的启蒙思想，使法国人更要面子，不愿靠救济令自己蒙羞，又有信仰在替他们做着选择。桑德拉的一位临时工工友对他说：神叫我帮助别人，但这位工友担心选择放弃奖金，会惹怒领班，遭到报复被辞退。还有那位代足球课的工友，用接近忏悔的语气对她表示抱歉时，给她阴郁的天空透进了一缕阳光。还有那位与丈夫分手，站到桑德拉一边的工友，都令她不再感到孤单。于是，在这部极致客观朴素、不加渲染的影片中，难得地出现了桑德拉和丈夫和工友跟着车载音乐哼唱的情节，这种背景音乐的插入，不露痕迹地彰显了精妙的构思，也一再证明了达内兄弟去繁就简、让生活本身去演的珍贵立场，这种节制、本分、尊重现实的态度是大师级的。

    片中法国女演员歌迪亚从头至尾顶着一头略显凌乱的头发，一张没有上妆的脸和像是从H&M减价区买的背心和T恤和一条没有换过的牛仔裤，为银幕贡献了羸弱之美。她将自己融于这个前途未卜的女工身上，微驼的消瘦的身姿，试探性的步伐，时而痛苦的表情，很大程度上来自对自己的不满。她罕见的几处笑意，是这个世界对她友好的证明。令人欣慰的是，她始终未变，当老板告诉她，可以留下工作，但代价是不与那位临时工工友签固定合同，桑德拉毅然拒绝了老板，在道义上获得了胜利，她终于可以在摇摆不定的天平上做一次忠于自己的选择，这恐怕是本片要传递的最大意义。

    就像那台手持摄像机，生活也是我们手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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匈牙利哲学家卢卡奇•捷尔吉（Lukács György）针对写实主义作品曾提出“典型性”（typicality）这一说法。所谓的“典型”，根据Lukacs所说，是指写实主义文学作品中的人物角色既代表着他们独特的虚构性存在，却也是在某一个大社会历史环境下具有某种社会群体性特征和历史辩证进展特性的具体化存在形式。而毫无疑问，从Lukacs的典型性角度出发来看，电影《两天一夜》的即将下岗的女主角Sandra及她在这两天一夜里所拜访的同事便是这样一种具有写实主义特点的存在。
玛丽昂•歌迪亚扮演的女人Sandra是一个曾患有抑郁症（depression）的，正在恢复中却不得不因为所在公司的不景气即将被迫下岗的人。她偶尔歇斯底里、精神不稳定、焦躁、疑虑、自我否定、依赖药物，按照弗洛伊德的说法：“缺乏足够的理智操控力和过多的精神能力和能量”。 她代表了以追求利润为最终目的的资本社会中一群注定被边缘、被社会主流群体远离和漠视的精神病患者：他/她们往往因为精神疾病而不被社会所接纳，在工作中很容易被列入首位被排斥者，他们的治疗及康复得不到众人的信任，而这些怀疑和排斥往往又加重他们的病情，如此恶性循环下去。而这样一群人，他们被社会贴上一个共同的标签——“抑郁症患者”，在这个标签之下，人们对他们的了解和印象也无法脱离病症症状。他们被抽象成一种病的具体人物化代表，而个人主体（subjectivity）的身份（identity）不再重要。

而在达内兄弟镜头下的Sandra又不仅仅是这样一个具有社会历史性群体化的代表，她屡次神经质般情绪决堤的另一面，是她面对自己孩子时忍痛的坚强，她整理孩子床铺时的细心周到，她对避她不见的旧好友的理解宽容……无处不表现了她独特的主体性。除了在她嚎啕大哭及过量吞服抗抑郁药的场景，她去同事家一次次的拜访和说服也逐渐剖丝抽茧地透露出她在与人相处、遇事待人时独特的处理方式与做人原则。她的形象在达内兄弟一个个巧妙的特写镜头下不再止于一个单调的抑郁症康复女性，而善良、试图坚强起来、愿意帮助他人、宽容……这些带着脉脉温情的人性的一棱一角也逐渐在她身上丰满起来。

《两天一夜》作为一部现实主义作品，其故事情节的平淡叙述继续与好莱坞惊心动魄荡气回肠的商业模式相背离。大量使用的人物特写镜头也是对演员的巨大挑战。可也正是他们大胆使用的特写镜头和安排巧妙的故事结构，让人物复杂的情绪真实而鲜活地表现出来，每一个镜头彰显了一个个细节，看似平淡，却让人回味无穷。

     她因抑郁症在家休养，病好了，准备要去复工时，被告知，通过一种“公平公正”的投票，她被解雇了。有规则有良心是能够守护公正的，但不绝对，要看谁需要这个公正的牌。被“正义”抛弃的她受不了这一击，负面情绪重新捆缚住她的精神，在抗争与崩溃之间彷徨。事实上，任何人遭遇这种事，感觉被伤害的理由应该不是“面临失业”的窘境，是被无视被欺辱被利用最后被抛弃却不能申诉的屈辱与孤独感在啃噬人的神经。没人能接受这个世界粗暴的搜刮，没人能理解无害无恶的生命转瞬间变成烂抹布一条再也洗不出清白。
　　
　　想不通的还是人心与人心之间的天渊之别。想不通的还是道德底线之上与之下的不同人性。另一个能想通但需要必须拿出勇气付诸行动的是，战胜内心的恐惧，并把它跨越过去。那句被嚼烂的妙语这时候拿出来特别好用，“人生最大的敌人是自己。”你看歌迪亚最后迎风展笑时的样子，那就是重生的“桑德拉”。
　　
　　对电影的想法很单纯，毫无扩张的意图，简单到只想讲好一个故事，纯然到只对故事倾吐永无穷尽的衷肠，这就是我所理解的达内兄弟影像。《一诺千金》《单车少年》我都喜欢，从摩托车换成自行车，到《两天一夜》里脚步丈量，仍不失水准，保持了惯有的风格，准确地说是有所突破的。
　　
　　他们尝试了一种原始的戏剧表现模式，用台词与人物的内心活动推动剧情，主人公与单个人之间，点与点的连线构成舞台的一面，十几个配角在各自的舞台悉数登场，以主人公为门轴组成多片合页式人物关系。另外，达内兄弟又充分利用了电影的镜头语言。可是辛苦了摄影师大人，各种推、拉、跟、移镜头，各种景别间的切换，电影灵魂之“运动”的概念在动起来的镜头里，成了电影里跳动的脉搏，你是能够看到的，它让《两天一夜》的生命有了马不停蹄的永动力。
　　
　　从舞台剧穿越进大银幕里，罗曼波兰斯基的《杀戮》得意地告诉观众，会讲故事的电影即便圈在围栏里，它也可以信马由缰逍遥自在。《两天一夜》则提供了可反向实验的素材，毫无疑问，这部电影搬到《鸟人》的舞台上，它的生命仍能被激活。或许这就是人物为布匹台词为线纯手工裁剪的高级制衣，是生活的红毯礼服，在他人的眼光里有与其自身相宜合体的价值与魅力。
　　
　　是可以安心赏玩的魅力，大概没人愿意被他人处于水深火热的灾难所波及。别人的生活，最好像玻璃镜上点落的浮灰，像一颗颗泪痣，仿佛印在了自己的脸庞上，但若轻轻拂去，它便无影无踪，与己毫无关系了。我看到沙发上躺着那样一个女人，心里便不是滋味，生活的面目真真是在细节里。分叉、干枯、发色不均像乱作一团的海藻，留几手幽默调侃的“滚粗”发质，在现实的头顶上，就似普通人风里飘摇的命运，无心睡眠的人生，头发乱了糟了也就是乱了糟了。
　　
　　我在想《两天一夜》的故事若发生在天朝，这故事是要如何演绎呢？至少可以肯定一点，很难走进那么瑰丽的思想境界。要么默默地另找留爷处，要么找领导多领一份工资再另觅“高枝”，讨要说法的终究会明白蚍蜉撼树的悲凉。这跟就业压力关系不大，是透视整体素质整个环境所见的遗憾。应该承认，好与坏有质的不同，但于好好之念、坏坏之间必然也有量化的区别。
　　
　　《两天一夜》不仅表现于人性内趁火打劫的不厚道，还表现于尊重个体的民主氛围，即便那是扭捏的但它确实是存在的，没拥有过的只能吃不着葡萄说葡萄酸了，因此是比什么都不给的还要不厚道的。另外，它不仅遵守自扫门前雪的彼此无关的关系，又会遵循换位思考的同理心的情感法则。我肯定自己的感受，《两天一夜》是2014年我看到的最正能量的电影。
　　
　　大概很多人都听过“一个鸡蛋的故事”。甲不喜欢吃鸡蛋，每次发了鸡蛋都给乙吃。
　　刚开始乙很感谢，久而久之便习惯了。习惯了，便理所当然了。于是，直到有一天，甲将鸡蛋给了丙，乙就不爽了。她忘记了这个鸡蛋本来就是甲的，甲想给谁都可以。为此，她们大吵一架，从此绝交。
　　
　　 这故事与《两天一夜》并没有多大的联系。我拿来借用是想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部电影给我最大感触便是“人的素质”。虚伪也好，坦率也罢，这部剧里的人都有一个正确的心态。他们都试图争取自己的利益，同时在问题面前，他们也能从对方的立场上理解对方。这就是文明，野蛮人的做派自然是无条件利己，这种反面教材在剧里也有投射，那个出言不逊动手打人的年轻人。桑德拉是一直在换位思考的，即便她用技巧求得施舍的怜悯或自发的觉醒，她一直知道问题的根源在哪里。投票的人只是媒介，发生这种纷争的是她与工厂。所谓对事不对人。
　　
　　很容易想明白，被奥斯卡垂青的歌迪亚，她是如何赢得认可与尊重的。有达内兄弟写实的镜头一直牵引歌迪亚的情绪，她精湛的演技是完全消化了那种情绪的，我是希望奥斯卡能至始至终地把聚光灯投向她的。我实在喜欢桑德拉与丈夫在车里听那悲伤音乐的桥段，达内兄弟是“调情”的高手，从不煽情，他们能用他们细腻的情感与观众做交换，换出观者内心已泛滥成灾的感动。
　　
　　除此，我又感动于桑德拉与他丈夫之间的感情。我是爱情的信徒，看到美好的爱情由衷地想要歌颂。《两天一夜》里所有的情感都能让我感受到人间的气息。友情、爱情、亲情，他们都有一个让人看了舒服又自然的立场，这种正能量不仅正，还很热。
　　
　　其实，快要接近尾声时，我一直在想，若是我，要如何结束这样一个故事？既发了奖金又雇佣了桑德拉，那前面的“自我对抗”都显得轻飘飘的了，似乎惟有创伤结的疤才是一个像样的封印，印在生活书上，让旁观的人看起来会觉得很美。不需要浪漫化，在写实的镜头里，生活是柴米油盐，还是缘自生存目标的酸甜苦辣。席勒说，“勇敢的人可用生命冒险，但不以良心冒险。”桑德勒的决定是最诗意最浪漫的。

一个词反复从桑德拉口中脱出——“可怜”——她是一个可怜的人，需要得到别人的怜悯，但同时她又是一个有自尊心的人，两者交互决定了她处境的艰难。

从一开始，这种处境就以打破睡眠的一个电话降临。她有点猝不及防，无论是在女友陪同下去与老板交涉（木然呆滞），还是为游说工友下最后的决心（在丈夫鼓励和安排下），她都有点不知所措。但摆在面前的生存问题让她不得不选择迎难而上。这两条线在影片中不断交织，构成了表层叙述下的潜在层面，直至先前强势的一方被另一方击败。

表层叙述的机械（一次次的寻访，说服）恰与潜在心理层面的丰富形成对照：从开始电话里的犹豫到面对面的交涉，桑德拉如此一步步走出自我意识的阴影同时又被失败所笼罩，不会是一帆风顺，这是自然的。她不断意识到这是一种哀求的行为，并且认为即便得到了工作，工友也将对她另眼相看，反思的后果就是在一次游说失败后企图吞下药品自杀以解脱加在自己身上的“命运”。但那位女工友的意外来访又推倒了绝望，或者部分也出自是对死亡的恐惧。

面死而生，抗击外界的强力不断升级。最关键一笔是桑德拉从那位女友口中得知为了她支持自己而与丈夫分居，这是我们将在结尾看到的反转中所铺设的最重要的一处伏笔，夜晚在车上伴着摇滚乐欢歌即是证明，这说明了之后的寻访已经不再是为了得到工作，而仅仅是显示自己生命尊严的行动。

当桑德拉在投票结束后看到她游说成功的人中没有一个背叛她，同时最末出现的黑人虽然当时未曾同意但最后还是站在她这一片，她知道她胜利了，得不得到工作已经无所谓了。很多人可能会以为桑德拉最后放弃工作是为了那位黑人，但不是的，之前她已经收拾好了衣物，这也是剧本编写上很妙的一处。

在观影过程中，我曾设想的一个结尾是桑德拉虽然赢得了多数人的赞同，但最后选票还是输了，这样的结尾是批判性的，把生活的艰辛归之于资本社会的虚伪，但达内兄弟却是站在人道主义的立场，他们更看中的是困境中的人如何依凭自己的力量脱离出来。如果他们电影的主调是批判的，那么我们会看到更广阔的现实，但没有。

达内兄弟的电影里，没有坏人，我们感觉到的“坏”无不是人物在困境下做出的艰难抉择：此外他没得选择。用这部电影里的一位角色的话：如果大家都支持你，对我来说是个灾难，但我还是希望他们站在你这边。人道主义光环闪耀，可以作为达内兄弟的创作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