惊天大阴谋

尼克松政府与媒体结怨已久，从这一点来说，有些像当今的特朗普。在左翼自由主义占据媒体主流的美国，一个与麦卡锡主义有着暧昧关系的极端保守主义政客，自然处处受到冷嘲热讽。

1971年，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等媒体相继爆出五角大楼文件，显示美国政府有意隐瞒越南战争真相，更让尼克松与媒体界的关系雪上加霜。

不过，即便媒体界对尼克松反感至极，仍然想象不到，1972年六月潜入水门大厦的五个窃贼与总统有何关联。

华盛顿邮报的两位三流记者，鲍勒·伍德沃德：毕业于哈佛大学一心想要在媒体界出人头地但写作能力糟糕，卡尔·伯恩斯坦：行事懒散，濒临被公司开除。他们事发时正好在岗，而大部分知名记者正在休假。两位年轻人接受了主编的任务，开始调查五名窃贼。他们很快从警方得知，窃贼身上搜出了连号的百元钞票以及白宫人员的联系方式。顺藤摸瓜，多方求证，并在线人“深喉”的提示下，及时调整调查方向，一点点接近真相，终于撕开一个巨大口子，将目标指向白宫，引发全民关注。随后他们顶着政治压力，面对人身威胁，抛出一篇篇重磅炸弹一般的调查，终于成为推动尼克松辞职的重要力量。

以上是为水门事件。

1976年，尼克松辞职的两年后，导演艾伦·帕库拉推出了以两位记者调查故事为主要内容的电影《总统班底》，获得了八项奥斯卡提名，将四个奖项收入囊中。

如何讲述一件人尽皆知的事件？导演艾伦·帕库拉和编剧威廉姆·高德曼无疑给出了最佳答案：即便是最为人熟知的事件，也有别人无法触及到的细节，舍弃那些宏大的事件架构，专注于这些细节即可。在影片里，这些细节就是：优秀的记者如何写就一篇篇让人信服的调查性报道。

从Twitter诞生算起，自媒体兴起不过十年，但我们仿佛已经是它的原住民了。这个时代，信息碎片漫天飞舞，到处充斥着不详实、无处证实的消息，谣言传遍世界没有成本，辟谣却无人问津。在这个时代，人人都盯紧手机屏幕，害怕遗漏一则热点新闻就会被人群抛弃，然而几天后，那些震撼心灵的消息就如过眼云烟，很快渺无踪影。情绪化的表述充斥着每一个网页，每一个APP。逻辑丧失了，吊诡的是，感染力也在丧失。

想知道以前的媒体人是怎么做新闻的？在姑且不论政治环境的情况下，可以看看《总统班底》。

有多少新闻人还记得“确认一则消息需要三个独立信源”的原则？新闻调查从来就不容易，保持熟络的人际关系，以备不时之需；抓住一切细节接近真相：钞票冠字号、图书馆借阅记录、旅客行程单、银行流水账单......反复锤炼自己的问话水平，以便问到想要的答案并且收获意外之喜。那些兴起大风大浪的新闻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一个字一个字敲出来的，方向聚焦要明确，措辞需要反复斟酌，模糊表述要删除，哪些表述可能给自己带来不必要麻烦需要反复考量。

一切专业主义的东西，在外行人看来必是枯燥的。这部影片同样引发了类似讨论，豆瓣上不少观众都表示电影颇为乏味，这也是它的评分低于同类型的《华盛顿邮报》和《聚焦》的原因。一件精美的物件必是耐心打磨出来的，期间定要忍受枯燥和乏味。《总统班底》展示了这种打磨过程，而不是把焦点聚集在电影人物的心理历程和人生经历之上，在塑造人物的时候，鲜少滥情，克制得就像1972年那一篇篇报道。

电影结尾，重磅新闻即将发稿的时候，两位主角跟主编本·巴格迪坎站在昏暗的办公室里讨论整件事。本漫不经心却又无比严肃地说道：这不是什么大事，只是关系到宪法第一修正案，关系到新闻自由，也许还关系到这个国家的未来和荣辱兴衰。这句话也许值得每个新闻人肃然起敬。

《总统班底》的影像风格值得一提，从情节上来看，两个华盛顿邮报充满激情但不出名的年轻记者经历了千辛万苦，通过对一桩普通劫案的调查揭开政治黑幕，最终还迫使尼克松下了台，我们很容易给影片事先附加一种跌宕起伏精彩纷呈的预期，然而影片通过特殊的影像风格完全刻意地打碎了这种想象。

首先是在叙事结构上，不难看出叙事结构有意做出一种解构主义的尝试，通过取消某种好莱坞经典叙事模式中或是宏观或是微观的各种、各层叙事结构的核心，以一种德里达式的去中心化游戏建立了一个已经失去了其本质的，但还是看似传统精彩叙事的空框。二人许多艰辛的具有强烈主观情感色彩的刻画被舍去，深喉的身份也并没有做成悬念；但最显著的一个例子还是影片对于结尾的处理。影片的局并没有给长达两个小时的压抑叙事提供一个释放的出口——情节在二人沉默的打字中戛然而止，最后报道的发布以及引起的社会反响，甚至是总统的下台，全部用几行片尾字幕交代了事——这种对于情节素材暴殄天物的做法为影片赢得了浓烈的风格化表意。

其次则在于影像风格，无论是动作－影像还是情动－影像在影片中所占的比重都不大——如此一部竟然是罕见地以感知－影像为主的新好莱坞影片仍然不太普通。大量的感知－影像最突出的风格特征就是一种表层的（影像运动量上的）无聊，两位主人公在报社里交谈、和上司交谈、去往外地和有关证人交谈、在地下车库和深喉交谈，总而言之站着不动或坐着不动地交谈构成了影片主要的影像内容；另一方面景别与摄影机的运动也比较单调，我们几乎不会看到意图使影像“面孔化”的特写镜头或者是花哨的空间内调度。对动作和情动的运动量的取消亦成功地使影片通过阻碍戏剧冲突与张力直接作用于感知而成功延伸到了更加深层、更内化的思维张力。影片的名镜头应该是两个前后对照的景深镜头，两个同样是固定机位的长镜头，前景中特写景别的电视机的荧光中放着总统选举的新闻，后景是空无一人的报社、铺天盖地的文稿、以及远景景别的坐在打字机前专心打字的Carl Bernstein和Bob Woodward。（在这两个镜头中，声音也具有同样的层次，电视机遥远的喧闹声；以及报社中单一安静的机械打自己的声音。）在后一个镜头中，因为作为全片结尾的缘故多少加入了一些反差的涵义，电视机内的景象相比于报社更加热闹、色彩更加娇艳——仅仅在这种限度内谨慎地增强了一些戏剧冲突。此外值得一提的还有影片的色彩风格，主要的场景都贯彻了一种单调的、灰白的色彩调性。最令人哭笑不得的是，影片甚至因为压抑的风格和单调的色彩被打上惊悚片的类型标签。

这些明晰的影像风格，无不指向一种意图——即影片所隐含的对于新闻媒介这一客体的表意。这一切都是属于新闻的：对于跌宕情节和主观情感的取消包含的是对调查性报道这一影片题材的刻画，其所需要的品质正是，绝对的价值中立，理性，毅力，对民主政体的冷峻监督。但同时调查性报道也在经历着一种矛盾——即对于客观的绝对追求与绝对客观的不可能性，这在一个“故事(story新闻)－读者”的意义中所能表现出来的则是，调查性报道所经历的事实本身就足以使思维触及可以想象的艰难经历，因此两位记者的个体身形虽然被有意隐去，但反而在这种主体疏离的手法下得以被清晰地勾勒出来——这种矛盾，与影片的叙事手法和理想的感知模式是完全一致的。甚至影片的色调也使我们联想到日常中平淡无奇的报纸——除非我们以人类的理性阅读并理解上面完全中性的文本内容，我们就不会通过思维去领会其内在激动人心的沸腾。

这种思维所领会的沸腾是建立在理智(noos)上的，这也就是说，其中本来就隐含了对社会中的政治动物，即人，对于国家正义论的一种理解的预设。在此基础上，在解构游戏下实际上变得无法成立的叙事才能够得以补偿和完成，“照例，正义得到了伸张”。

被逼无奈写了影评👆文章写得有点神棍，但片子确实不错

片子的主题是新闻界对社会与政治圈的矫正与监督。故事梗概则是两名年轻的新闻工作者如何对水门事件进行深度报道，从而影响到了整个美国的政治网络，甚至直接导致尼克松总统的弹劾。

首先片子有强烈的左翼倾向，影片拍摄时美国正处在70年代的对政府的不信任的氛围之中，导演要表达的同样也是对政府权利的控制。但是有趣的是，导演并没有让两位主角大谈新闻理想，大讲抽象正义，正相反两位主角在不断的接电话，与证人见面，被拒绝，被反驳。事实上我们在大部分时间里看到的是两名记者的公式化的工作。导演非常冷静的拍摄，这种方式与当时的直接纪录片相似，作壁上观，不加入自己的评价。这种方法使得整个片子非常写实可信。而片子的主要受众则是社会的左翼精英。

为什么导演要这么拍？为什么导演没有塑造两位英雄，两位反体制的“壮士”，而是塑造了两位公式化的新闻工作者。而唯一一位“英雄”是不断出现在电视中的肯尼迪总统，电视中的他雄心勃勃，但他真的是英雄吗？导演的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导演对这种造神怀有着深深的怀疑。所以导演从没给“神”一个特写，相反肯尼迪一直出现在屏幕的一小块电视中。这种精英式的怀疑是我是非常欣赏的。所以相对地导演没有拍两位“英雄”，他一定要拍两名活生生的人，来与那位“神”对比。

还有，导演还拍了新闻体制对两位记者的帮助，新闻机构的独立性使得两位记者拥有报道事实的机会，他们的负责人则给他们无限的支持。除了新闻机构的支持，还有西方人对抽象正义的坚持，比如那位财务主管，他明知自己会受到牵连，但依然给两位记者提供了帮助。还有共和党高层的深喉，尼克松下台必然牵扯到他的利益，为了国家正义放弃了个人的得失。这些都是在这个体制性存在问题的美国政府之下的人性闪光点。这些也是让我感兴趣的。在最后我也有一个问题，为何中国的新闻自由受到侵犯，这是我们需要思考的。